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吗？( 三 )

其次，由于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有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没机会摸索发展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法治架构，合同法、商法以及相关司法架构就无生长的土壤。中国历代法典侧重刑法和行政，轻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给民间特别是家族、宗族自己去处理，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超越儒家礼教、不认人情的法治体系，偏偏又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需要的，无论是前面讲到的“有限责任” ，还是方方面面的委托代理契约，都需要相配法治制度的保障。由于现代法治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儒家社会而言是新鲜事，而现代公司又跟现代法治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有了薛福成描述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了！
就这样，在当年的云南玉溪，即使文兴祥、冯祥、潘小臣想把部分股权卖掉，也不会有人敢要；即使他们去世前有一些非血亲姻亲的壮年人愿意做掌柜，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些外面的人；他们去世之后，即使有人提议按股权在几个儿子之间分配，多数儿子也不敢答应。就这样，传统家族企业难以走上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司之路，企业管理超不出血缘姻缘，难以走上职业经理人道路。
一旦创始人离世，要么真的把企业的财物赤裸裸地分掉，要么就等着“富不过三代” 。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是：
第一，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实现强国梦，引入了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包括股票交易制度。但是，在第一个洋务公司轮船招商局创立后十余年，在1883-1884年发生股灾，体现了现代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
第二，由于现代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而传统的儒家社会又不给中立的“非人情”法治体系提供发展的空间，那么，在缺乏中立法治的中国社会里现代公司水土不服，不足为奇。
【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吗？】第三，到了四十年代的云南玉溪，企业还是在创始人离世后要么关门分拆，要么就等着遭遇“富不过三代” 。这是传统家族企业的典型宿命。要改变这种宿命，发展法治、职业经理人市场和活跃的股权市场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