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吗？( 二 )

法治架构的缺失
实际上，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讨论过类似问题。
1872年成立轮船招商局十一年后，在1883-1884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股灾，把公司制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全盘暴露出来。
1884年发表在《申报》的评论就讲， “公司一道，洋人行之有利无弊，中国行之，有弊无利，非公司误人，实人负公司耳”！又说， “夫公司之设，学西法也，（中国）乃学其开公司，而不学其章程， ……但学其形似，而不求夫神似”！
由此可见，虽然现代公司制度进入中国后，为洋务运动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催生了许多新兴行业企业，尤其是矿业公司、轮船公司和银行，但是，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股票刚被商民接受，就很快变成了人们短期投机的工具，带来金融恐慌和股灾。
这一方面阻碍了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使很多人对其排斥，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的反思。为什么现代公司会水土不服呢？
只是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讨论中，有几个深层制度原因没有涉及到。
第一，以前讲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 ，核心特点是“有限责任” ，而是否能够真正保证“有限责任”、保证公司是独立于创始人的法人，不只是一个书面规定就能实现的，还得看相配的司法是否到位、中立。正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公司律》的出现是1904年的事情，当初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所谓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没有法律支持的空中楼阁。
万宝之争的结局告诉我们，甚至到今天，公司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然假定为既可自由流通、又可按章程治理的法人。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需要相配的民法、合同法、商法的司法架构。如果没有这些，关于有限责任、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约定都是没有意义、没有真实内容的。而这些法治架构又恰恰是传统中国所不具备的，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支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治架构呢？
在深层次上，这涉及到儒家的“人情社会”主张，涉及到儒家重视血缘关系但轻视超越血缘网络的诚信架构。也就是说，中国原来没有尝试建立超越血缘、支持陌生人之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之前我们谈到，儒家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农业社会生产能力的局限下，人们的确能在跨期价值交易和感情交流方面依赖家庭、家族。以名分定义的等级制度虽然阉割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但的确能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
但问题也出在此，因为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会让人们相信只有血缘和姻缘才可靠，即使创办企业也只在家族内集资，雇人也只相信自家人。
既然儒家社会对不是血亲姻亲的人都不信任，不跟他们做交换，长此以往必然有两种后果。
首先，外部市场难以有发展的机会。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是跟陌生人的交易，是只讲价格、质量的好坏，而不必认亲情的。因此， “家”之内的利益交换功能太强之后，外部市场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此消彼长。而市场如果发达了， “家”的利益交换功能就要下降了，这也是为什么儒家要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