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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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首先，此时期应该考察的主体绝非仅仅是军阀及其各派别，桑兵教授形象地指出，“即使北洋的历史，研究也不能仅仅限局限于军阀，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表面文章。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大都未经整理出版，零散的遗留也缺少系统梳理，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张华腾教授也提示应该“不仅仅要研究北洋军阀，还要研究其他政治势力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全貌包括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及社会问题等。”
这提示我们应该打破以往片面的认识，更多关注研究的不足之处，尽力达到此时期有关的全面的研究，如人物方面，就不应仅仅围绕主要的军阀展开。这一点较好理解，因为军阀不可能是其统治时期所有举措的创造者，有学者研究北洋时期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方面的成果往往是政府中吸纳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士作为文职官员促成的，如梁启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便积极推行改革。如果不对这些人进行深入研究，想必无法深刻了解其政策的实施，无法真正明晰军阀的定位。再如其他的研究领域，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均承认北洋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方面有诸多现代性的、进步的因素，并非一片黑暗。如今，此种状况有所改善，罗敏老师在民国史70年的研究综述中提到目前研究一个转变就是“从关注进步的革命力量，转向研究过去被忽略的落后的人物与党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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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长期以来，受革命史观和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史学界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历来以‘北洋军阀’来命名，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往往予以‘黑暗’、‘专制’等负面概念简单概括”，“长期以来，史学研究者对北京政府时期军阀现象的解读多强调派系倾轧和战事频仍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以往对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研究受到政党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影响，更多展现的是其阴暗的一面，视其为无足轻重、毫无亮点可言的过渡时期。
然而，根据学者们对于“军阀”话语的研究与再检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都是值得商榷的。徐勇教授的研究揭示出了“军阀”话语体系中的政党政治与外来因素，最终，政党史观或革命史观在“军阀”话语诠释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其批判属性被推向极致，并出现泛用或泛政治化倾向。军阀的主导内涵就一步步被构建起来，而北洋政府时期也就变成辛亥革命时期与北伐时期这两个占据合法性的制高点的时期中间的过渡期，意在凸显北伐的政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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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群雄
3，历史理解的长时段周期理论从长时段来看，称之为过渡期也无不可，因其为新旧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两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又激烈冲突的时期，且“北洋时期这样的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相比较，只属于政权更迭时期的非常形态，而不是主流大局。”但不应被视为是无足轻重的。诚如张华腾教授所言，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发展从转型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新与旧、中与西、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传统与现代并存，反对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同在，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呈现出的是一个极端混乱、无序的时期。”也正如张鸣教授所言，“军阀不是好的统治者，但人们必须承认这种统治是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果实(虽然是苦果)，也是历史演进合乎逻辑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打破过去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在肯定革命史观影响的判断的基础上，也应从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角度进行挖掘，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解读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