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手机在印度：徘徨与煎熬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骆轶琪广州报道
自2020年开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互联网从业者刘量陆续缩减了在印度的业务发展进程，直到中资互联网软件进一步遭到当地封禁，他最终彻底退出。
在印度，他同时是手机线上渠道商并逐步拓展到线下渠道，随着全面退出，他也停止了在本地的业务经营。
刘量是这些年受当地政府影响，被迫离开印度市场的案例之一。而更备受关注的，是近期小米、OPPO和vivo陆续遭遇来自印度官方的查税风波，并随后分别被指存在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的逃税，有的厂商已有部分资金被冻结，有的被提出要追缴税款。
近日，荣耀终端CEO赵明受访时表示，在印度的团队已撤出，不过在印度有合作伙伴并已启动相关业务，将会采取稳妥的方式在当地发展。这令中资厂商在印度的营商环境问题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只是从客观条件看，印度终究是一个“迷人”的市场：这里有着庞大的人口红利尚在成长，换机潮依然持续，手机消费客单价也在抬升——这些条件对于手机行业来说，具有很高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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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印度的营商环境一直都有待提升。多名在印度有过业务发展的供应链人士都向采访人员指出，自从在印度开展业务开始，税收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他们的经营，需要时时应变。
查税现象也曾出现于其他海外厂商如三星等企业。只是近期动态，显得对中资厂商现阶段的核查相对密集且严厉。
面对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存在，可以确定的是，已有前期庞大投入的大厂要彻底撤出印度市场并不现实，更何况在当地已经构建起相对强大的中国手机产业生态；但当务之急或许是积极跟随在本地的一系列政策和相关发展策略，协商中成长。
印度牵引
对于任何产业来说，在一个市场发展进入稳定成熟期后，进入其他新兴市场不断扩张，是一个永恒的定律。
印度就是具备这些特征的目的地之一。
2016年前后，包括刘量在内的诸多手机产业生态圈，陆续在包括小米等终端大厂的牵引作用下，来到印度本地建厂。当然，这也与当地为推动“印度制造”而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有关。
一时之间，大小诺伊达两地成为中资手机硬件供应链企业的高度生态聚合区，来自中国的终端大厂逐渐在这种趋势下站住脚跟。
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统计，相比2015年第四季度，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从14%大幅跃升到了45% 。相比之下，同期内印度本土品牌的份额从54%下滑到了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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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当地前五大品牌中，仅三星一家来自韩国。中资手机厂商的占比至少达75% 。
Counterpoint高级分析师Prachir Singh向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分析，印度本土品牌无法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因为规模效益让中国品牌在定价和产品规格配置方面有积极优势。
在当地市场规模和政策两方面驱动下，近些年来，在印度站稳脚跟的头部国产大厂也持续扩大了本地建厂动作。据前述机构统计，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按印度智能机生产制造的份额来看，OPPO以21.6%排名第一，紧随其后是三星，vivo和鸿海子公司则分别以占比超11%位列第三、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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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之下，华为和荣耀都似乎没有积极在印度大手笔投入。
一名手机厂商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分析，基于毛利率表现考虑，荣耀并不愿意在印度积极进行尝试。但其所在厂商通过规模化发展模式，已经在印度实现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