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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学”：如何反思？
“反思文学”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 。一直以来，“反思文学”都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而推动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这“反思” 。“反思”就意味着作为“反思”之要义的“理性”（它自带“批判性”效能）将参与其中，成为文学运思的关键性构件、决定性环节，并使之表征为一种可辨识的、而且是突出的艺术特征，从而区别于与其共享题材却耽溺于浮浅的、怨妇式的感伤主义的“伤痕文学” 。因为这“理性”，“启蒙”一词便应声而出，“反思文学”由是成为“新启蒙时代”的思想旗帜，是“新启蒙时代”在当时以及后来用以自证时频频援引的话语渊薮。在被征引的一长串名录中，《绿化树》《蝴蝶》总是不由分说地赫然在目。的确，张贤亮、王蒙都是那个时代身姿夺目的旗手。
1.1
反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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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学”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 。一直以来，“反思文学”都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而推动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这“反思” 。“反思”就意味着作为“反思”之要义的“理性”（它自带“批判性”效能）将参与其中，成为文学运思的关键性构件、决定性环节，并使之表征为一种可辨识的、而且是突出的艺术特征，从而区别于与其共享题材却耽溺于浮浅的、怨妇式的感伤主义的“伤痕文学” 。因为这“理性”，“启蒙”一词便应声而出，“反思文学”由是成为“新启蒙时代”的思想旗帜，是“新启蒙时代”在当时以及后来用以自证时频频援引的话语渊薮。在被征引的一长串名录中，《绿化树》《蝴蝶》总是不由分说地赫然在目。的确，张贤亮、王蒙都是那个时代身姿夺目的旗手。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返视，苛刻一点说，当年的“反思文学”实际上大多并不具备起码的“反思”质地，经得起推敲、掂量的反思之作确实不多，能在多年以后激起重读兴趣的更稀。在1978以后，特别是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1981）、宣布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决策进行彻底否定之后，“反思文学”的“反思性”“批判性”就锋镝已销，顿失其效，不再具有预见性的、先知式的历史前瞻性。实际上，“反思文学”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正在欢呼一个“思想解放年代”的降临，深感与有荣焉。因此，其所谓的“反思”，现在看来，更像是小学生替家长捉刀写下的过失“检讨” 。比如，张贤亮写于1984年元月的一篇随笔中就认为：“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都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
1.2
思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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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反思文学”作品其实是“遵命文学”的翻版，是对意识形态之询唤的响应，就像早些时候的“伤痕文学”在气质上有着“文革文学”的遗风流韵一样。虽然“检讨”或有深刻的，但说到底它不会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也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历史责难，更不会将主导当代史叙述的深层结构推进不伦。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所谓“反思文学”是对“伤痕文学”的深化，这个“深化”，基本上只有量变的指标，殊少质变的临界刻度。比如，洪子诚先生就认为，“反思文学”较之“伤痕文学”，“两者的界限并非很清晰”b 。举例来说，作为“反思文学”发轫之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1979）从“鱼水关系”切入所作的政治反思，较之作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刘心武，1977），后者在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呐喊所引发的历史联想，其“思想性”显然不输于前者，并且后者似乎让人觉得更具历史感和思想锐气。c同样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1980）所倾力讲述的“故事”，其用力处在于突出了“悲剧性”在叙事中的爆炸式呈现，就一般的阅读感受而言，这“故事”的悲剧力量明显大于“思想的力量” 。虽有强劲的悲剧力量作为凭藉，但这部小说对“大跃进”的历史谬误所作的反思和批判，其水平并没有太过明显地超出当时全民思想认知的均值，因为它的“反思”或“批判”运行在“权力机构已经做出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d 。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大多数的“反思文学”看成只不过是体量增大的“伤痕文学” 。这倒是可以用来解释，何以“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因为“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因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种共生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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